经略海洋 潮涌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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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围拢的风水宝地同安
可进山，可出海
造就了贸易的繁盛
在南方的多山地域，河流水路是古时人们往来同行的首选。河流的走向影响了人们的出行路线，大型河流更是能决定一个地区的历史轨迹。“同安”之名在西晋太康年间就已有之，取同山（即梅山）中的“同”字，加上寓意安定的“安”字。
自古以来，同安静立于东边的九曜山、东北面的白石山及北面的大轮山所组成的自然围屏中，西溪、东溪合抱，犹如一枚银锭。当年的县城主簿朱熹还在城北应城山（今东山）筑堤以补县治龙脉之缺，和山水一并形成天然屏障，千百年来长治久安，辖境囊括今同安、金门岛、厦门岛、集美区、翔安区、海沧与龙海的部分地区。
罕见的女海商同安“海贼”妇陈氏
闽人向海而生，不断开拓进取，从最初的独木舟到慢慢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船队；从最初的出海打鱼、自给自足到远洋贸易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一点一滴开拓中国海洋文明的进程。早在晚唐、五代，同安的海船就有在沿海许多港口集散的记载。
据同安文史专家许梗桐介绍，明嘉靖时，同安海上贸易商人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同安人李章、高贤及同乡150多人驾驶一艘双桅商船出洋贸易，遇飓风飘泊至朝鲜泰安郡南面海域，李章上书朝鲜政院曰：“章僻处遐陬，生居同安，人民稠密，寸土如寸金之贵……驾一叶之轻舟，凌万倾之茫然，鲸波浴日，易死而不顾；汪涛浸灭，轻生而突犯”。
当年同安人与夷商贸贩之规模和造船技术的提高，远海航行已适应及胜任海上丝绸之路的需要。
泛海通洋，周旋于各大贸易势力间，奔忙于各个港口采购、贩卖商品。以同安陈氏、台湾大员（今台南）的厦门华人女海商印结瓦定等为代表的闽南女海商，她们以漳州月港、厦门、泉州安海为主要贸易基地，或以台湾，或以巴达维亚等地为主要贸易基地，在东南、东亚海域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等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叱咤17世纪蓝色海洋。
明崇祯年间，同安“海贼”妇陈氏跟随李魁奇海上武装集团，明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初八日，在晋江井尾港口被明军所俘。据史料记载，“初八日黎明，果遇贼船四百余只在井尾港口，兵渔夹击，犁沉贼船四十余只……贼妇陈氏官卖与赃谷俱充赏格。”
同安金桥巷，旧称渡船头、大坝头，为溪边渡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西溪还能通航时，这些通溪巷就是货物上下船的通道。
据许梗桐提供的材料显示，明天启四年（1624年），同安船主林福载货物到日本，并在日本与郑芝龙等28人结为生死之交。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同安一艘“海鸟”船（形式海鸟的船只）到山东胶州进行贸易；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同安澳头蒋家驾船载货到辽宁锦州进行贸易，返回澳头后，蒋家决定每房出5条船，五房共出船25条，第二次载货到锦州府贸易，并在此建港修街，开辟了锦州西海口，使其成为辽西最大的通商口岸。
当年南方船只从同安运来茶叶、纸张、竹器、瓷器、红糖等，再从北方运回豆油、豆饼、芝麻等农产品。船只是木帆船，每艘载重量在四五百吨，每艘船乘员六七十人，船只规模很大；1777年，同安的陈天告（TanTjanKo）从厦门往非洲开普敦经商，并娶黑人姑娘桑那为妻。18世纪末（乾隆后期），同安商人采用“同安梭”航海船航行至宁波、天津、锦州、粤东、台湾，一岁往来数次；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从同安澳头驶出的一艘帆船抵达新加坡。
为郑氏海商集团经略海洋收集情报
在经略海洋史上，郑成功领导的郑氏海商集团，是不能不提及的。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郑成功所引领的郑氏海商集团在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构筑的历史场域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剧。而在郑成功的海商队伍中，同安人洪旭扮演着收集情报的重要的角色。
厦门同安文史专家颜立水告诉记者，早在郑芝龙时期，便已投奔他，以军功任千总，郑芝龙降清后，洪旭跟从郑成功，成为他的一员重要部将。
据史料记载，“隆武初，旭隶永胜伯郑彩麾下，随之入江右。淸将金声桓攻广信，监军张家玉使旭与林习山往援。声桓之败于许湾也，旭实先疾战，而家玉亲督黄虎等继之，遂大胜。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八月，封忠振伯。郑芝龙被挟北上，忠孝伯郑成功与所厚愿从者九十余人，收兵南澳，以图恢复；旭与焉。”
1646年12月，当郑成功倾尽残余家资，以“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名义，会同流亡南下的隆武朝臣曾樱、陆振飞等，招集父亲郑芝龙旧部洪旭、陈辉等约90余人扬帆如海。在这时候，洪旭便已崭露头角。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中展现“郑荷海战”的画作，这一场海战是决定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关键性战役。
洪旭为人老成持重，深谋远虑，深得郑成功器重。台南文化协会会长郑道聪告诉记者，郑成功的经营组织是秘密组织，“山”、“海”十大商的经营行为很隐秘的，从事其中的人员还负责打通货品通路、收集经济、军事情报等功能。用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馆长陈洋先生的话来说，洪旭就是这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根据《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的资料显示，早在郑成功北伐失利之初便已萌发攻夺台湾的打算，便特别指示长期参与中枢指挥的忠振伯洪旭安排其胞弟洪暄为澎湖守将，靠近台湾，日夜打探荷兰军队的动向及观察台湾近海天象水情，定期以快船密报厦门郑氏中军大营。此事因属绝密，连同何斌献图一事，郑成功并未向部属透露，仅有执掌机密事务的洪旭等数人清楚而已。”
郑成功逝世后，郑经继位，仍信重洪旭。1662年5月，郑成功逝世后，洪旭请郑经率兵渡台靖难。在东渡台湾之后，洪旭建议郑经设置军队驻守澎湖，并且训练军队，加强台湾防卫，同时派遣商船到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通商。于是，民国版《同安县志》把他与陈永华、王世杰、林圯一起列为“垦荒台湾”人物。1666年，洪旭因年老且操劳过度病逝。郑经痛哭不已，说：“经何不幸，丧此元老！”亲为治丧祭奠。
同安船布防曾遍及渤海到台湾
以舟楫代车马，以江海为坦途，以楼舡当行楼，以走舸当骠骑。海洋，在不同的人看来大不一样。如果你缺乏舟楫，它是不可逾越的天险；如果你有航海技术和工具，它是送你去往天涯海角的坦途。船速高，船只容易操驾，使得航行质量变好，同安船对于海外经商与移民帮助甚大。
浮海泛舟，游弋东西洋，架构海上世界。许梗桐坦言，早在宋代，同安的造船业便已十分发达，汀溪窑烧制的珠光青瓷，在汀溪上游，用平底溪船运至刘五店转用大船运至泉州后渚港销往日本等海外诸国，贸易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宋元以后，同安的陶瓷大量销往东南亚诸国，甚至在西非、东非、地中海都能见到“同安窑系”的青瓷踪跡，甚至出现了以县名“同安”命名的同安船。
天时为帆，地利为桨。同安船是海洋时代的代表之一，其制造数量庞大，规格众多，布防遍及渤海到台湾。同安船崛起于乾隆末年，主要是用作商船，其构型来自于“赶缯船”，属于福建沿海的“福船”形式，但比原有的赶缯船操驾更为便利，船速也快，逐渐成为了商船的主流。据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周维强介绍，以往的船只受限于只能有两个桅杆的限制，所以航速有限，但同安船有三桅，挂篷较多，航速较快。
清末民初前的金桥巷一带，由于邻溪而建，装卸就近，成本较低，码头沿线铺开。因水路的通畅才造就了松柏林街、大横街商业的繁华。
当年，许多闽南籍台湾人的祖先，就是搭乘这种“同安船”来到台湾。周维强告诉记者，文献中，有时出现的名词是渡台大同安船，可见得同安船在同安水手的驾驶下，带着大量的移民进入台湾垦拓，使得泉州人成为渡台移民的主力，同安人也在台湾各地形成聚落，开枝散叶。
官兵剿灭了海盗，移民带来了台湾的开发，当年的同安船，是旅客的航船、商人的货船，也是海盗的贼船，又成为大清国外海水师的战船叙说了历经明清，跨越闽、浙、台湾的故事，与之关联的海潮、移民潮与经济潮随之衍生，首先，东亚的海潮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打开了中国海洋不可或缺的联外通道；移民潮带来了丰沛的力量，带动了台湾的开发；随之而来的经济潮，造就了当时丰富多元的海商文化，也衍生出“大出海”蔡牵、张保这样的海盗。
驰骋着同安船，不同的人在太平洋上渐渐扩散，铺就一条由季风和洋流铺成的商路；在海上拓展生存空间的脚步从未停息。在漫长岁月里，不管大陆如何风云变幻，同安船始终将中华文明与物产向海洋的纵深传播。
水系发达 古码头星罗棋布
可进山，可出海，同安这座古县，成了漳泉两府间的襟带，在宋代泉州港大肆发展之际，在漳州月港蓄势待发之际，迎来了古道上的铜铃声，迎来了码头的吆喝声，为漳泉两府注入了活力。
同安的水系发达，其中刘五店港，自唐宋就有商贾风樯于此集散；石浔港，是溪水与海潮接流处，同安县城及周围往返厦门的客商都由县城码头搭小船到此改乘轮船赴厦门；东头埔港，是距同安县城最近的一个港口，有客货船通往各个港口。就内河而言，境内东西溪，旧时海潮可溯达东桥、西桥以上。乾隆八年，有海豚二，自丙州港溯溪而上二十余里至东庄潭，足见当年溪港俱深。清乾隆以后，东西溪航运已相当发达，那时沿溪各码头、风樯林立，每天停泊于东西溪的船只多达百艘，溪舶入港撑篙，出海扬帆，大多随潮水进出。
不难想象，当年载满山区货物的溪舶沿西溪南下，在县城地区西桥、东桥、南门等众多码头卸货。货物汇集县城后，激活了这个镶嵌在漳州府、泉州府的小心脏，各条官道、水路开始搏动。或直接卸货销售，或易物反向销售，亦或装大船经石浔，从丙洲出海，运至泉州刺桐港或后来的厦门港，随后再出海。
清乾隆以后，东西溪航运已相当发达，那时沿溪各码头、风樯林立，每天停泊于东西溪的船只多达百艘，溪舶入港撑篙，出海扬帆，大多随潮水进出。
“商旅银水竞泛舟，船过城墙不眠桅。”清代著名诗人谢清丑如是描述双溪金桥巷附近码头的繁荣盛景。短短337米长的距离，就有5个码头。
清末民初前的金桥巷一带，由于邻溪而建，装卸就近，成本较低，码头沿线铺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西溪还能通航时，被视为通溪巷（即货物上下船的通道）的金桥巷，因水路的通畅才造就了松柏林街、大横街商业的繁华。
而今，松柏林街的午后，安静得连猫都不愿挪动，店铺里生活用品的味道舒服地让人昏昏欲睡，我难以想象这片老商业街当年是如何人头攒动——山里来的干货，海里来的水产在松柏林街旁的码头卸货。松柏林街上的房子，背临西溪，可将货物从后门搬进去，而前面则是临街店铺，直接做生意。时至民国初年，来自金门的帆船还可以不落帆地穿过南门桥、西安桥。
如今仅有尚存的 “同安西溪官渡码头告示碑”，为百年前的金桥巷的繁华、双溪水运繁荣留下物证。
繁华落尽，如今，仅有尚存的 “同安西溪官渡码头告示碑”，为百年前的金桥巷的繁华、双溪水运繁荣留下物证。这一石碑原本放于金桥巷76号民居内，为了更好地将其更好地保护，现已存放在孔庙内。除了官渡码头，从西安桥到现在的双溪口，曾排列着5个停泊码头，由西至东按顺序排开，分别为西桥码头、大竹寮码头、吴厝巷码头、大坝头码头。每天有上百溪舶在这里装货、卸货，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许梗桐坦言，过去东西溪上的古码头众多。五代时期留从效占据漳泉二州，在同安大炼钢铁，就是在东桥岸边码头由船顺流转运远洋贸易的。西溪上游的隘头，安溪龙门至同安、南安东田至同安的两条古道在此会合，自古就是一处山货粮油的集散地，宋时汀溪古窑生产的珠光瓷，就是在隘头码头装船经西溪水道至东头埔转大船至泉州港远销日本、东南亚的。隘头的洪坑与对面的坤泽洋两村落，隔溪相望，两边都设有码头，此段水面古称驶船潭，则为隘头古码头旧址。
历史上，同安之所以成为福建省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很大原因是因为辖区内水系的发达，西溪、东溪、官浔溪等依山一路南下，在河谷地带及沿海地带，挤出了狭小的平原。在山的穷尽处，在溪的穷尽处，迎来了海。纵横交错的水系网络连起了同安从戴云山脉、云顶山到海边的广大范围，把流域范围内的地方与一山之隔的漳泉紧紧拴在一起。
来源：魅力同安
